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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旅法作家祖慰:我贼心不死,还想做点事儿

更新时间:2017-08-30 15:09:43点击次数:372次字号:T|T

52岁,因命运的安排,他背井离乡,踏上巴黎这座浪漫之都的土地。17年旅居法国后,他将这段时光遄飞的逸思集结出版《黑眼睛对着蓝眼睛》一书——并非一个有关风月的异国爱情故事,而是一位中国文化学者如何让自己的黑眼睛对上西方人蓝眼睛的真实记录。今年4月,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近日,其作者祖慰受邀做客武汉卓尔书店,为读者分享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祖慰回忆,刚到巴黎,第一个感觉就是被废掉了,原来在大陆是个作家,若是个工程师还有点用,然而作家的写作、采访这些在法国完全没有用,武功完全被废掉了,第二最难办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到巴黎时他已52岁了,虽然可以免费学法语,但“怎么能够再拿他们的语言做我擅长的事儿呢”,祖慰补充,这是一辈子都不再可能的事。一下子,原本还是一个能够思考能够写作的人,一到巴黎,他就觉得自己是个白痴——报纸看不懂、电视看不懂,什么信息来源都没有,这个困境是同样让祖慰觉得伤脑筋。然而最重要的,并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如何尊严的活着。祖慰介绍,刚到巴黎的时候,第一年是作为访问学者,经济上没多大问题,可是一年以后又该怎么办?那会儿他经常胡思乱想,幻想要是有个梅克夫人出现就好了,能像资助柴可夫斯基一样资助自己,这样的人并没有出现。一个偶然的机会,祖慰发表的一篇文章被人赏识,应邀成为了《欧洲日报》的文化记者和专栏作家,于是他便在《欧洲日报》一直做到退休,“这样便能尊严的活着了,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命运” 。

如今80岁的祖慰,思维敏捷,岁月似乎并未在他身上留下明显的印痕。他关注当下最前沿的科技——人工智能,告诫年轻人,未来若是没有生物学与人工智能这两项技能,适应这个世界就会遇到大问题;他劝说那些有意将孩子送出国留学的家长,最好还是让孩子在中国读完大学再出去,过早出国,只会让孩子丢失了属于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那条基因;他思考西方的文化问题——为什么荷兰首开先例,允许人们自主选择安乐死……也追寻异国婚姻为何常常得不到善终的终极原因;旅居法国第二年,他患上抑郁症,也便理解了张国荣自杀的选择;做过技术员、演员、工人、歌唱演员、专业作家,后来又成为了文化记者及专栏作家,已经获得巴黎永久居住权的他,却又回到了故土,做起了老本行——建设设计师,主持设计了世博会主题馆城市足迹馆,并先后完成了贵阳、武汉、慈溪、盘锦、六盘水规划馆总设计。

本次活动的策划人、卓尔书店总监张福臣介绍,早在自己还在担任武汉大学出版社大众分社社长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了祖慰家中,无意中便看到了他的两部手稿作品,其中一部便是《黑眼睛对着蓝眼睛》,拥有20多年出版经验的张福臣立马决定拿下这两部作品进行出版,他认为祖慰的文笔和思想性是很多其他作家不具备的,可因为种种原因,书稿一压便是4年,书稿未能在自己手中出版,张福臣心中一直留有深深的遗憾。得知这本书顺利出版后,他便立马邀请祖慰前来书店做新书的分享签售,“书店需要举办这种体现独立思想的活动”。

活动结束后,凤凰网湖北对祖慰进行了专访。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读起来很费劲的书

凤凰网湖北:书稿大概是什么时候成型的?

祖慰:关于“黑眼睛对着蓝眼睛”的思考,很早就开始,2006年我在台湾交通大学当客座教授,讲的主题就是“黑眼睛对着蓝眼睛”,但那会儿我讲的是西方艺术和中国艺术的对视,将中西方放在艺术领域进行探讨——西方人看中国艺术时是如何提问的,中国人看西方艺术时又是如何提问的。比如西方人会问,全世界的文字唯独中国汉字有书法,别的文字都没有,这是为什么,中国人就会问,西方的人体艺术从古希腊开始到现在,方兴未艾,中国却从来没有这个东西,这是为什么,这样一些问题在“对视”。这本书讨论的范围就要宽得多,作家不会局限在艺术这个领域中。浩瀚的西方文化,我如何进入?凡是我在西方生活中遇到问题,我就会思考,思考之后我就会把它写下。我的文字不是论文,都是有故事的,这样可读性和现场感会强一些。

“黑眼睛对着蓝眼睛”也是我在《世界知识》这个刊物开的专栏,这本书收录的大部分文章都在上面发表,有些则是演讲稿,例如“以太问题和现代哲学”,那是我在维也纳一个华文作家协会上的演讲,最后一篇“人文科学的自杀与复活”是我在西班牙一个华人学术会议上的一个演讲。

凤凰网湖北:为什么想将这些作品集结出版?

祖慰:对于我个人而言,在巴黎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应该还是蛮有意义的一段,假如我没去巴黎,世博会这个事可能就轮不到我了。尽管那一段生活是比较艰难的,有的时候甚至因为语言不好像个白痴,你会觉得自尊都会受到伤害,但是它逼着我思考了很多问题,我觉得那一段是有意义的。如果说光是我个人体验,而对社会没有意义,我也不会出版。现在那么多人都出国,去留学、去工作,再加上互联网,我们会大量的阅读另外的文化,可能我这本书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的东西,所以我就把它出版了。

凤凰网湖北:《黑眼睛对着蓝眼睛》这本书和您以往的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祖慰:最大的不同,幽默一点来说,就是看着太费劲。我写的很慢,你读的很快,这不公平,你也得慢慢看。现在的阅读基本都是快餐文化,因为大家都很忙,写的太长我就不看了,还写的那么费劲,更不想看了。现在信息有两类,一类叫做消费型,好玩,看看就完了,还有一类是创作型的,我读了之后能够激活我想到别的事,去创造一点事,如果你是把信息当做必须要获得一些东西来对待的话,你看这本书可能对你就会有好处。消费型和创作型这两类我们都需要。这本书不是碎片的、娱乐的,而是希望成为激活你更多创造性思维的一本书。

 

初到法国的“误读”:我以为站在我背后的人不在了,但它还在

凤凰网湖北:您提到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会有很多“误读”,您刚到法国的时候,遇到最大的“误读”是什么?

祖慰:在国内写作的时候,我的背后站着一个人,总是在管着我——无论他是好意的还是警告。初到法国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在了,因为报社会随便让你写。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这个人还在。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是有一个框架的,自我意识就是一个人随时都要对着一个世界,他就借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一个是时间轴——以前学习的东西、你的记忆、从前储备的东西,还有一个纵向的——空间轴。人类就是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坐标轴构成的坐标系里建立起认知世界的框架,如果没有别的东西冲进了改变,这个框架会固化。几十年时间,我都在这个国家生活,所接受的教育也有个框架,基本上代表了我认知世界的框架——有时候,我把它形容成“一个人”。在西方,我遇到和朋友观点不一样,我们会争论,争论时,假如我背后的人还在的时候,我会怎么办?当然这并不是真正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我同伴身上时我看到了这一点:当两个人观点不同的时候,不是去证明他的观点不对,而是要去证明这个人是坏蛋,如果没有材料就造谣。这个在西方人那里不会这样,西方人会证明你的观点不对。伏尔泰有句话:“你可以跟我观点不同,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所以后来我也会警惕,我原来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不是一个固化的东西,我要不要将它改变。像我们现在做人,就要随时比较注意,有没有固化了那个玩意,尤其是像你们年轻人,要更加接近今天的现实来考虑。我觉得未来的母科学一个是生物学,一个是人工智能,如果没有这两项,后面适应世界就会有大问题,在你们生命中肯定会遇到,人类会变成一个无用的人。

什么是作家?就是坐在家里胡思乱想的人

凤凰网湖北:为何一个作家会跨界成为设计师?

祖慰:我原本是学建筑的,后来不务正业去创作文学。2006年,同济大学邀请我去做客座教授,我去教新媒体艺术——通过计算机,艺术品如何与观众产生互动关系,新媒体艺术发展最早是在德国,而后是荷兰、奥地利,法国不是很领先,然而我作为记者,了解的范围宽一些,后来就积累了相关的一些知识与经验。

正好那会儿上海要举办世博会,那会儿世博会的展览技术已经发展到需要有新媒体的介入,不再是一块展板上仅仅只是图片配文字的形式,要有互动。我们投标的叫城市足迹馆,于是中标了。也有一些运气吧,我在台湾交通大学讲城市艺术史,另外,我是学建筑的,我所有的考虑——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放在一个空间里面来考虑,而不是一个作家放在一个讲故事的框架中,展览展陈必须放在空间中,世博会面向国际投标,最后比的是想象力,我当了你们多年的作家,作家是干什么的,就是坐在家里胡思乱想的那个家伙。我有想象力,也有学过建筑的空间意识,再加上我对城市史比较熟悉,因此我就当了总设计师,后来别人看我对西方的东西了解比较多,便让我评审五个主题馆加上中国馆,我一下变成了世博会的世博局评审专家。人有很多偶然性。

巴黎永久居民为何选择回国?贼心不死,还想做点事情

凤凰网湖北:为何旅居法国17年,选择重新回到中国?原籍江苏的您,为何选择了定居武汉?

祖慰:我生在上海,后来在江苏长大,现在定居武汉。我有两个选择,可以去法国,因为我是那边的永久居民。假如我在法国,晚年的生活,从经济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整个环境对于一个老年人的生活是很好的,但是有一条,如果我还想做点事,在那儿就不行了,因为我的语言不行——我不可能用法语来做我擅长的事儿,法国人不会把世博会让我来做。我到台湾教书,一进母语区我就感觉到我进入了主流,而在法国,我是边缘的,因为我没有“语言”,这个问题能解决吗?我52岁才到巴黎,语言的牢笼是无期徒刑。我这个人“贼心不死”,还想做点事情,你看我现在还在写文章,我希望留在中国,权衡之后,就留下了。至于为什么选择了湖北,那就得问我夫人,爱情的力量!(凤凰网湖北 杨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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