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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诗伟的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 昌切

更新时间:2017-09-11 10:44:30点击次数:394次字号:T|T

刘诗伟的《南方的秘密》更像是一部“纪传体”长篇小说。作者的用意相当明显,就是从作品的主人公农民企业家周大顺盛衰起伏的命运中沿波讨源,探寻近几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艰难曲折的历史行程特有的奥秘。

“南方”是一个隐喻。在中国,南方与北方相对,实指黄河以南的区域。刘诗伟写的是南方的江汉平原,但作为一个喻体,南方被作者注入至今尚存的古义,突破了它的域限,指向整个中国。东西南北,如同左右上下,向来就有尊卑贵贱的讲究。所谓紫气东来、坐东朝西、不是东西,所谓南臣北君、北面称臣、南面称孤,无不是为方位赋值从而使之逾越域限的说法。作者想要表达的,明显不只是他对江汉平原一个农民企业家人生沉浮的叹惋,更是他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走向的探寻。中国的改革,策源地在北方,策动者是中央,南方以至整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大变化,无疑都可以溯源于北方,归因于中央。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喻象。

在作者笔下,周大顺集灵慈狡痞于一身,是乡下出类拔萃的大能人。他能把圆周率用沔阳方言编成朗朗上口的π诗,记诵小数点后面的数字竟达百位之多。看禾场,他能发明万国旗吓跑麻雀群;计算工分,他能凭空把分值多算出一分;看西瓜地,他能根据偷瓜人的脚印探明案底……他聪慧仁慈,狡黠仗义。得知小队长黄二五偷瓜是为了给他的媳妇补血,他主动送上西瓜。大队书记李四六和黄二五为使农民不忍饥挨饿“私分公粮”,他甘愿替他们背黑锅。他满脑子“邪念”,一肚子“坏水”。这样一个又跛又“死不正经”的人精,在“文革”那种以理(阶级理性)制欲限定的革命秩序中会有着怎样屈辱不堪的遭遇。时来运转,像周大顺这种人精,与放开搞活的政策一拍即合,于是顺水推舟,很快就有了发达的迹象。

周大顺发达的光景也就是10多年。起初是为亲人遮羞做裹胸布(胸兜),接着是在江城觅得商机做胸罩,再接着是得到高人的指点做E罩杯。生意盘活做大了,扩张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他盘下家乡村子的土地,试行村企合一的发展模式,打造“华中第一村”,同时在江城开出租车公司,搞房地产开发,进而办钢铁厂、发电厂、水泥厂三大项目,创办信用社高息揽储,直至入不敷出、资金链断裂破产。这是一个物欲被唤醒并急剧膨胀的过程。周大顺头脑发热,放开手脚大干,极其粗暴地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最终深陷物欲的泥淖不能自拔。他这样干突破了政治底限,坏了规矩,乱了秩序,偏离了经济发展的大方向。

发展经济是周大顺发迹时最大的政治,用通用语言表述,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说白了,就是顺应人的天性,满足人皆有之的物欲。物欲是人的本能,不是什么罪孽和见不得人的东西。只有激发起人的物欲,才能刺激生产,激活消费,促成生产与消费螺旋式上升的循环。然而,在“文革”中和“文革”前,物欲却被贬斥为剥削阶级的私欲,被视同洪水猛兽遭到残酷的压抑。那个时候穷,物资惊人的匮乏,谈不起物欲,所以要以理制欲,弘扬穷人的精神,以精神遏制和战胜物欲。现在完全反过来了,物欲被唤醒并疾速膨胀,如江河奔流滔滔不绝。

刘诗伟注意到这种变化,并刻意写出了产生这种变化的必然性。这是这部作品值得重视的一个地方。周大顺刚发迹时就有过疑问:“为什么搞副业弄杂活就是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是个坏东西可人人都想搞资本主义……难道照顾了人欲天下就会大乱?可压制人欲人人都不快活,是不是这样的天下本身就是大乱子?”他的学生刘半文先他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人有穿衣物的需求,却不能光明正大地去满足呢?”人欲在此相当于物欲。从做胸罩到做E罩杯,即从单纯的护胸到额外的求美,清晰地反映了人欲如何从脱缚到解放的演变轨迹。感官需要无止境,物欲追求亦无止境。

在我看来,在放开搞活的社会环境中,像周大顺这种人精,不发达是不可能的;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新型经济形态的兴起和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像周大顺这种农民加企业家背景的人,不倒灶同样是不可能的。积弊渐深而势使之然也。

在周大顺得到省委书记的关照成为县政协委员、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周大顺的另一个学生别不立曾经断言,周大顺要不了多少年就将以失败告终。他坚信经济应与政治分离,办企业与政治绑得太紧,被政治裹挟,是没有出路的,只有走专一的市场路线,才有可能保证事业长盛不衰。这是典型的书生之见。后来的事实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周大顺发迹发达的过程,哪一步不是得益于搞活经济的政策和各级领导的关怀。且不说那些高官,就是高官之子,也能帮他轻松搞定市委书记和省里的厅长、主任。周大顺门槛渐精,把其中的门道摸得清清楚楚。别不立长期待在政界,常随高官左右,总算悟出其中的奥妙,不得不承认他当初判断有误,下错了赌注。

然而,滑稽的是,别不立承认下错了赌注,他当初的预言却一语成谶。难道是应了盛极而衰的规律?不一定,但对周大顺来说,却无可置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走政治路线可以走活,也可以走死。把周大顺出了问题的庞大企业转让出去的,不就是上级主管部门!也只有主管部门出面,才能收拾周大顺盲目扩张留下的烂摊子,平息由高息揽储引发的骚乱。事已至此,谁也救不了他周大顺。

周大顺的原型也姓周,也跛,也精明过人,也头顶各种荣誉光环,也靠做裁缝起家,也染指多种业务,也办过信用社,也兴办过发电厂、变电站、铝厂,也因摊子铺得过大导致资金链断裂破产,他是江汉平原的另一个董事长兼总经理,曾经名噪一时,声闻遐迩。没料想,“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知其然而欲知其所以然,此乃人之常情。那些事后诸葛亮探其败因,着眼点主要放在主观方面。比较常见的一个说法是:周出身于草根阶层,深知底层生存的艰辛,适遇良机做出点成绩来了,就会野心勃发,贪大求洋,一味扩展基业,把生意做大做强;这样干,既可魇足一己的虚荣心和物欲,又可投政界发展经济之所好。殊不知这正是他步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原因。从个人特殊的经历和心理推断其败因,有一定道理,但未抓住问题实质。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周个人,这是最便利的做法。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没有任何一个成大事者不受野心物欲的驱使,不尽其所能持续扩展自己的基业。周是失败者不假,但成功者也不乏其人。他的失败绝对不限于主观因素,还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不妨重复一遍前面说过的话,他突破了政治设定的底限,坏了规矩,乱了秩序,偏离了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现实中周的败因,也就是作品中周大顺的败因。

一个巴掌拍不响。圆凿方枘,卯榫不合。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相背离,必败无疑。政府可以给他政策上的保障,却不可能无条件、无限制地给他放款,代他承担经营的风险。不得已只好自办信用社,搞风险极大的民间融资。他盲目跟进,上马潜藏危机的项目。他看得见眼前钢材生意的红火,却看不见未来小钢厂遍地开花的恶果。村企合一,以工养农,可以收一时之效,却难以长足发展。假设周大顺做成了三大项目,可以料定,他会死得更惨。

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发展重心转移,传统产业危机四伏,转型刻不容缓;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异常迅猛,信息时代不期而至。周大顺恰好在此时大搞前景堪忧的传统工业,可见其不识时务到了什么地步。也恰好在此时,那些如今如雷贯耳的名企的高管,开始涉足方兴未艾的信息产业领域,仿效国外的业界巨头,尝试建立新型的经营业态。这些人发迹之日,正是周大顺他们趋于没落之时。这些人不是农民,不是农民企业家,受过高等教育,嗅觉灵敏,谋时顺势而动,一路凯歌行进。在“文革”后城乡格局的变动中,周大顺他们尚能如鱼得水,大展拳脚,但在汇入“第三次浪潮”这个时间节点上,他们则显得英雄气短,徒有一身功夫而无用武之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再来看政府处理周大顺留下的那摊子乱事的方式,就不会感到不可理喻了。千禧年前后,国企纷纷改制,兼并重组,工人大量下岗,乡镇企业发展势头减缓,进入瓶颈期……

刘诗伟在这部作品中多次绘声绘色地描写周大顺跛行的姿态。有时实写周大顺跛行,有时虚写中国经济之态。跛子的两腿一长一短,行走在平坦的地面是跛行,行走在凹凸的地面则像是平行。而对于两腿一般齐的人来说,正好相反,行走在平坦的地面是平行,行走在凹凸的地面则像是跛行。近几十年经济的发展到底是跛行还是平行,很明显,这是作者欲假借这部作品思考和回答的核心问题。

这部长篇小说从形式看,你可以说它明显带有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先锋文学实验的痕迹,也可以说它是特别偏爱侧重于写实的作品,但它又十分幽默好读。改革开放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把农民企业家周大顺放在这个历史时段(中时段)中写,写他的顺逆盛衰,揭示其际遇因缘,揭穿隐含其中的整个中国改革行程的秘密,意图不小,寄意遥深。确切地说,这是一部似乎并不多见的借助写实的强劲力道深入反思中国改革行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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